政評家南方朔今天在聯合報撰文說，最近，奢侈產業專家謝瓦利埃（Michel Chevalier）及復旦大學教授盧曉合著了《奢侈中國：市場機會和潛力》一書。

該書指出，目前全球奢侈品市場年達二六五○億美元，中國約一五○億，加上港澳臺為二七○億。按目前年成長百分之卅的速度，到二○一五年單單大陸即占全球百分之十五，加上港澳臺，則可能占全球四分之一。而這里還不包括豪華汽車、私人飛機游艇、豪宅及奢侈飲食在內。

因此，華人地區的奢侈市場實在讓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華人地區的花錢手筆愈來愈大，這多少都是一種富裕的象征；而懼的則是大陸人均年所得三千美元，龐大的奢侈消費從何而來？而港澳臺則富者愈富，貧者日貧。奢侈市場的日益蓬勃發展，雖然有錢人可以振振有辭的說“大爺老娘有錢怎么樣”，但對升斗小民，它又會造成什么樣的社會觀感？畢竟奢侈市場的蓬勃，它本質上即對照出了所得分配的日益懸殊不平和賦稅政策可能出了極大的偏差。

其實，有關奢侈問題從來就是個經濟學和道德政治學上的難題，支持和反對的都各有其理由。而萬變不離其宗，只要一談經濟問題，就必須而且必然要追溯到“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而談奢侈，亞當斯密的確也最能掌握到支持及反對的中間點。

首先，在《國富論》里，亞當斯密只有一次提到“所有生產之唯一目的乃是消費”這樣的字句，但消費在他的思想里所占的份量有限。他和多數人一樣，都把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分開。盡管他也知道這種劃分必不準確，會隨著財富的多寡而彈性調整。但盡管如此，在講到奢侈的概念時，他還是視之為“奇技淫巧”的東西而非議之。正是對奢侈不以為然，他在《國富論》出版的后一年出任蘇格蘭海關專員時，遂將自己的高檔進口衣服燒掉。

亞當斯密的時代，經濟學乃人類價值體系的一環，他自己也是教倫理學出身，對奢侈問題難免有道德判斷與經濟判斷間的左右為難。但這種困境，他后來在《道德情操論》終于找到了中間點！

———他認為高檔社會的奢侈，乃是一種“習慣與偏見”，而非“經由理性與自然而產生”，這是“無法經由教育改變的乖僻”，奢侈會破壞人們的自然美感和“行為適度的概念”（notion of propriety）。由此我們已可看出，亞當斯密乃是把奢侈看成是一種人們追求“好奇”的行為。

———他最后創發出一個具有彈性的“適當”（Fitness）做為規范及判斷奢侈的標準。所謂“適當”，指的是方法與目的要能配合，要有較大的藝術精巧成份。由于他自己參與蘇格蘭“格拉斯哥設計藝術學校”的校務，對美有一定的視野，遂用美的想像來替奢侈做為補充，來彌補奢侈的炫奇斗富。盡管這種觀念也不太精確，但他說的“適當”，卻無疑的極有規范上意義。

當今華人社會爭奇斗富的奢侈風氣大盛，我不知道那些奢侈追隨者在追求“昂貴”的行為里有多少“高貴”的成份，只是想到在這樣的時刻，亞當斯密的“適當”概念其實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