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揚：時尚就像是奇遇，在這次奇遇中，有沒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馬驥：我很喜歡你用“奇遇”這個詞語。當時在沙漠里拍攝時，我們發現沙漠中有一只死去的羚羊。在這樣一片荒蕪人煙的地方，時間仿佛都停止了， 一只死羚羊就讓我們感到日常生活中難得一見的神秘感和戲劇性。

　　彭揚：這讓我想到了你們的另一組片子“時尚制造夢幻”，讓一輛現代豪華汽車開進了一個普通的七十年代中國家庭，讓原本毫不相干的兩個事物相遇了。

　　馬驥：這組廣告我們想表達時尚是對美好生活的夢想。一開始我們想用七十年代的軍隊高干家庭來當作背景，類似《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感覺。但是主編覺得不能典型地反映七十年代普通家庭的清貧與黯淡，他讓我們參考《孔雀》里面的造型，就是工人什么的，，還提出了“夢想照進現實”的概念。我們借助這種時空的反差想傳遞一個信息就是，我們的歷史曾經是一種時尚，我們創造的時尚也會成為歷史。另外我覺得汽車作為“速度和死亡”的現代象征有一種兇猛的力量，汽車開進家庭有一種入侵的感覺。時尚對于普通人是有一種侵犯性。

彭揚：時尚跟宗教是怎么發生關系的？似乎在我眼中，時尚就是一種物質的宗教。

　　馬驥：沒錯。因此我們模仿了名畫《最后的晚餐》中的場景，但是造型十分詭異和邪惡，因為對于時尚的商品拜物教來說，享樂主義的主題確實有一種邪教氣質，我覺得我們拍出了一個邪教版的《最后的晚餐》。之所以放一個性感女模在上面，除了視覺上的反差，也增強了這種邪惡氣質。其實說“邪惡”這個詞過于道德化了，無論是原始部落的活人祭祀，還是今日西方的性愛祭祀，宗教都和獻祭儀式相關。即使就基督教這個最具視覺特征的宗教而言，它的飯前禱告是因為在它的宗教含義我們吃的都是基督的血肉，分餐制就來源于此。

　　彭揚：這讓我想起了另一個文化名詞“人體盛”，這是日本的一種傳統飲食文化,因為不少日本男人認為處女具備內在的純情與外在的潔凈,能激發食客的食欲，在中國也有“食色性也”的說法。這組廣告攝影是否也具有類似的含義呢？

　　馬驥：這種觀點是鑒賞這個作品另一個重要的立場。在弗羅伊德的理論中，小孩吸吮拇指不但是食欲，而且是最原始的性意識。人的進化是一個由低等到高等的過程，但在某一個層面上，性欲和食欲是難以區分的一片混沌的海洋。性發展到極致就是一種戀物。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也同樣對“戀物”做了深刻的解釋，只不過他把戀物和商品社會聯系了起來，所謂“商品拜物教”。我們把商品當作食物，當作情欲的對象，甚至頂禮膜拜──時尚與宗教、食物與性欲，這些主題在這張片子里得到了幾近完美的統一。

　　彭揚：“時尚創造平等”這張似乎反映了你們的現實立場？

　　馬驥：這張片子在我們的圖片中是最為嚴肅的，所以我們為此犧牲了視覺。什么形象的窮人最有“范兒”？是牧民，是邊陲的少數民族，是扎花圍巾的秋菊或者《我的父親母親》穿大棉褲襖的章子怡。而我們選取了一個造型平庸的農民形象，是希望能具有典型性，或者說，我們拍攝了賈璋柯版的農民工而非張藝謀的農民。包括場景的選擇也是如此。今天中國社會的最大問題就是貧富分化，時尚對此當然不存在任何表達的禁忌。我們說時尚具有一種“不安份守己”的特點，西方的時尚史上，反戰、環保、慈善這些主題都是時尚經常拿來的包裝品。你可以說這是個噱頭，但你要考慮它的現實意義，就像富人做慈善具有最大的社會效應和現實意義。而且時尚就是表面的包裝嗎？那么為什么往往一個好戰狂最初只是軍服的迷戀者呢？時尚和時代和社會問題不是一表一里的簡單關系，而是相互依存彼此影響。至少我希望時尚圈里的人看到這張片子，會反思時尚階層和貧富分化的問題。